gprs花了一千多！
那天收到一条短信，信用卡消费一千多。 信用卡在我手里，怎么会消费?
马上打招行电话，确认身份后，服务员问我，你是不是设置了移动自动付费？！
想起来了，上个月刚申请了，为此还得意了一下。
手机费有一千多？怎么可能？以前都是200多。 马上上移动自助查询，果不其然，赫然一千多。
其中grps 七百多，这是罪魁祸首。
我前面感觉gprs用的不多， 从20块50m改为5块20m，没想到前几天上下班无聊看新闻，消费了超过20M. 超过部分每k5份2。这样算起来，真是要一千多。
好悔！
立马修改为20块的。
今天想起这个事情，联想到前面同事给提意见，总是听到我叹气。因为坐在我前面，经常被我打断思路，很是不爽。我自己确毫无察觉，这更说明自己心态有问题，问什么不是心平气和？
南师笑言，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3三年佛在天边。
我刚好学佛一年，对学佛的动力好像已经减退了。
为什么在感觉无聊的时候不念佛呢？
昨晚看《面对面》，王志采访温铁军。
很少能看到这样抓住我的节目。
我很关心农村的改革，农民的前途。以前看过《岳村政治》，也是蛮不错的。
温铁军，大名鼎鼎，以研究三农而著名。
这次他不但研究了，还实践了，他说，没有做过试验的人对他的评价，他不作评论，因为没有对话的基础。如果有做试验，那么可以谈谈。
关键字：
生态农业，前三年减产，地球屋，有哪个人口超过一个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是靠农业让农民致富？
强烈推荐。
一直以为ppc就是windows mobile,今天查了一下，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什么是ppc?
PPC，就是Pocket PC（简称PPC），是基于微软的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一种掌上电脑。
Pocket PC采用WinCE的系列系统，由微软开发。PPC也叫随身电脑，是得到大多数IT厂商支持的一种高端PDA产品，具有全彩的液晶屏幕，笔触式输入等特点。PPC的应运而生，大有取代PDA成为时尚新宠的架势。
制造Pocket PC的著名厂家有HP、Dell等。
说道PPC就要说智能手机，智能手机主要的区别就是它所使用的操作系统。
智能手机的操作系统主要分为几大类：Symbian，微软MOBILE（SMARTPHONE和PPC两种平台），Linux，还有PALM。
Symbian手机是最丰富的,微软 Mobile （SMARTPHONE和PPC两种平台）操作系统更符合电脑应用习惯.Linux的开放性更好.PALM也有一批FANS。
微软windows mobile智能手机两种平台区别
PPC,即Pocket PC，是基于微软Pocket PC系统架构,最为常见的微软开发的PDA系统，而Pocket PC Phone则是微软开发的用于微软智能手机上的操作系统，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插入SIM卡后可当作手机使用，并且当按下电源键之后可以把PDA的功能关闭，但是电话功能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在软件兼容性上，也有很多可以通用。目前市面上大多数基于微软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都采用了这一操作系统。
Pocket PC Phone和Smartphone都是微软开发的智能手机系统，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又存在差别。
相似之处是，两者同属Windows mobile系列操作系统，都是基于微软PC的Windows操作系统演变而来，因此，它们的操作界面非常相似。同时在硬件系统上，采用微软智能系统的手机一般都采用了英特尔嵌入式处理器，主频比较高，另外，采用该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在其它硬件配置（如内存、储存卡容量等）上也较采用其它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要高出许多，因此性能比较强劲，操作起来速度会比较快。但是，此系列手机也有一定的缺点，如因配置高、功能多而产生耗电量大、电池续航时间短、硬件采用成本高等缺点。
不同之处是，Smartphone基于Windows CE内核开发的，基于该操作系统的手机无需借助手写笔，只需用手机提供的键盘就能完成几乎所有的操作，因此，使用该操作系统的手机用户单手操作即可，而Pocket PC Phone则必须通过手写笔才能操作，也就是说两类系统最大的不同表现操作方式上。另外，尽管都是基于Windows系统，但在应用软件上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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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美国的医疗保险，分为公私两大块。大部分的美国人参加私立医疗保险。公司的雇员一般可以从几百家医疗保险公司当中，选择一家符合自己需要的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
*雇主雇员分担*
由于美国医疗保险的费用非常昂贵，一般的做法是公司负担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个人负担百分之十到二十 。如果公司效益好，比如在网络经济红火的时代，很多高科技公司百分之百地负担雇员及其家属的医疗保险费用。
美国的医疗保险计划分个人和全家两种。如果你是单身，那就只需要购买个人医疗保险计划。如果你有家室，那就可以买家庭保险计划，每个月交纳的费用也相应多一些。一人购买，涵盖全家，包括配偶和未成年子女。
*保险费*
交纳医疗保险费一般占收入的多少呢？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例，根据2005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美国大华府都市区家庭年收入的中线是89300美元，每个月中等家庭平均收入为7741元。医疗保险费一般由所在单位承担百分之80，个人负担百分之20，大概每个家庭平均每个月要从工资单中扣除120美元左右用于医疗保险，医疗保险的费用占家庭收入的百分之1.5。
*穷人老人*
从克林顿时代开始，美国医疗保健制度改革的话题此起彼伏，一直没有间断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由于医疗保险费用昂贵，很多美国人买不起保险。听众朋友们一定会问，低收入的美国人，或者退休的老年人，他们的医疗保险是怎么安排的呢？
低收入和老年人这两部分人通过参加政府的医疗福利计划而获得医疗保险。根据“全美亚太裔耆老中心”的介绍，国家医疗保健福利计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给老年人提供的，称为“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另一种是为低收入的美国人提供的，称之为“医疗辅助保险”（Medicaid）。
先让我们介绍一下“老年医疗保险”的情况。申请老年医疗保险首先有年龄的限制：年满65岁才符合资格申请联邦老年医疗保险(Medicare)。参加这个计划不受收入和资产方面的限制。也就是说，百万富翁和工薪阶层的普通退休职工在参加联邦老年医疗保险计划方面是一视同仁的，而且这一计划一旦申请通过，一般享受终身。
另一种专门给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的医疗保健计划由州政府负责，这种计划称为“医疗辅助保险”（Medicaid）。申请这种保险有一定的限制。
据纽约出版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以纽约州为例，单身职工每个月收入必须低于692美元，（相当于5536元人民币），资产在4150美元之下，才有资格申请政府医疗补助计划。不过这里的资产不包括汽车和住房，仅仅指各种银行存款的账户加起来的数字不得超过４千多美元。
换句话说，申请政府提供的“医疗辅助保险”（Medicaid），只要每个月的工资不够高，而且银行里面没有存很多钱，就可以申请医疗保险，对你拥有一部什么样的汽车和拥有什么样的房产并没有任何限制。
*急诊救助 无分贫富*
另外，我们还要介绍一下美国的急诊室。在美国看急诊，只要打一个电话，救护车就会呼啸而至，然后由急救人员把病人用救护车拉到急诊室抢救。
美国的医院奉行救死扶伤的原则，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先救人要紧。即使被拉进急诊室的是一名没有任何收入，没有任何身份的非法移民，医院急诊室的医疗和护理人员也不得追问病人的移民身分，也不会向移民局打报告，透露申请者的移民身分。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相关人员也无权向医疗单位调阅求诊人的医疗和个人资料。
根据联邦 EMTALA 法的规定，任何医院的急诊室都不能因为无法支付医药费或非法移民身分而把需要就医的病人伤患送走，或拒绝提供医药救助。
另外，据有关专家的介绍，非法移民期间或者没有合法身分期间所累积的医疗费用，并不需要在以后归化成美国公民或取得合法身分时偿还；除非是用诈欺方式取得医疗补助。
*代价高 困难大*
不过，美国的急诊护理业近几年来也出现一些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六月刊登一篇呼吁改善美国急诊的文章。文章中说，美国的急诊室面临严重亏损的危险。约14%的急诊室病人没有医疗保险，约16%的病人有联邦和州府政府为穷人提供的医疗保险，约21%的病人有为老人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半数以上医院声称，为这些病人提供急诊护理会导致亏损。
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湾区的医疗卫生以及保险方面的专家孙晓光博士说，很多情况下，私人医院不堪重负，最后破产倒闭。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指出，美国急诊护理业的问题除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外，还有急诊室床位少病人多的矛盾，医院（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医院）常常找不到愿意去急诊室工作的专门医师，急诊室的压力和嘈杂的环境造成医生误诊等问题。有关专家呼吁成立一个新的联邦机构来管理急诊护理系统。
*揭示危机以消除危机*
美国媒体一贯以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机构自称，认为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责任就是监督政府，媒体在危机到来之前喊狼来了更是天经地义的做法。
例如，众所周知，美国的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世界各地莘莘学子深造的首选，然而美国媒体和教育界经常疾呼教育危机，籍危机感保持领先的地位。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民国时代已开始 民初教师地位高*
其实义务教育的概念，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早在1901年，当时的大清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指派从英国任大使回来的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和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张百熙在英国任大使期间，一直在观察研究英国为何能够船坚炮利，并且号称是日不落帝国的原因。他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振兴教育。
1904年，根据张百熙的计划，清政府颁定《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儿童自6岁起受蒙学4年，10岁入寻常小学修业3年。埃各处学堂一律办齐后，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7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中国自此开始有了义务教育的概念。
孙中山推翻满清成立了中华民国后，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9月29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学校征收学费规程》16条，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免费上师范就成了他们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中国前国家领袖毛泽东就是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的。
和今天中国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和地位相比，民国初年教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据中国教育方面的专家介绍说，当时普通警察一个月两块银洋，县长一个月20块银洋。而国小校长老师一个月可以拿到40块银洋，民国时期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远远超过县长。
即使是在抗战期间的兵荒马乱的年月，当时的国民政府在财政状态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免费教育的做法。1939年7月28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毕业生服务规程》21条。其中规定：“6岁至12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人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
*七年普及成泡影 义务教育终虚话*
建国后，一度对义务教育非常重视。据教育专家提供的数字，1952年，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49.2%，小学毕业生升学率高达96%。
*学费猛涨 负担如山*
中国老百姓形象地把教育危机称作是“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这新三座大山之一。
据中国媒体透露，如今，每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杂费收入已达上百亿元之巨！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主管的《小康》杂志社七月四号报道说：中国近20年期间，大学费用已经上涨了25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从支付能力看，中国现阶段的大学支出是世界大学教育支付最高的国家的3倍以上。
小康杂志问道：近20年，什么价格在中国上涨的速度最快？答案是：大学费用。
20年前，在中国上大学的学费大约为每年200元，现在已经上涨至每年平均5000元。近20年时间里，上涨了25倍。而1994年至今的10余年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却增长不到4倍，学费涨幅远远超过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
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也提出，高等教育收费过高，已经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
中国的《小康》杂志调查数据显示，支持一个大学生的教育花费，在农村要占到家庭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一，为32.6%，而对城市家庭来说，养活一个大学生的花费，要占家庭收入的四分之一，为25.9%。
*美国严控公立学校学费*
美国的高等教育傲视全球，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大学的学费，特别是州立大学等公立学校的学费，受到严格的控制。每个州的州立大学，都对居住在本州，并且在本州纳税的居民提供子女上大学的优惠收费标准。据统计数字表明，在美国，大学学费平均仅占人均收入的六分之一左右。
*中国高校扩招大跃进*
由于中国教育改革产业化和市场化，导致中国大学生的学费高昂，各个大学最近几年都想方设法，巧立名目，多收学生，特别是多招自费生，为学校创收。
中国大学的扩大招生，受到中国媒体的盛赞。《小康》杂志报道说：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大举进行扩招。此后，高校扩招每年都以4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7年时间里，我国高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300多万人，翻了近三番，此增长速度居全世界第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只用4年时间就走过了美国27年历程。”
*毕业即失业者的比例*
而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教育专家何清涟认为，这种所谓的扩招，成为国家对中国普通平民百姓的又一次剥夺和清洗。农民倾家荡产培养出一个高价大学生，而毕业之后竟然一半以上的人找不到工作，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又一个弊端。
根据何清涟女士的研究，中国从2004年开始，在参加高考的考生人数723万人当中，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城镇，占考生人数达55%。然而，这些跳入龙门的大学生毕业之后，面临的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就业市场。
何清涟女士指出，中国2003年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低于50%。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呢？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反复强调要将城市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与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就业当作最重要的政府工作来抓。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就业难的三大社会群体之一，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局面，由此可见一斑。
*国家教育投入少 校园贫困学生多*
何清涟女士还通过研究，用数字说话，揭露了中国教育的畸形现状。何清涟女士说，首先中国公共教育经费居世界上最低。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二OOO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全国GDP的2.3%，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年鉴提供的资料仅为2%），比一九八O年的2.5%下降了0.2个百分点，低于世界各国5.1%的平均水平。
何清涟女士提请注意的另一个数字是中国在校贫困大学生比例偏高。近年来，由于教育产业化政策的推行，不少家庭无法支付日益昂贵的学费，贫困大学生数量增大，成了高等教育中一道让人感到悲哀的风景线。据调查，在北京大学、清华、复旦这类一流学校中，贫困大学生（每月伙食费150元人民币）比例为15%；而在普通高校中，则高达30%以上。这些学生因长期吃不饱饭而营养严重不良。在就业机会稀缺的中国，不少大学生被迫卖血、求乞，女大学生被迫卖淫。
作家何建明经过两年多调查，写了一本反映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另外一位名叫陈杰人的记者发表了一篇《女大学生卖淫调查》，引起刊登该报导的《青年参考》杂志主编被撤职。
*高科技人才不足 知识型劳力过剩*
然而，在中国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越低，上大学的费用越来越高，而愿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资的人反而越多，没有任何出路的农家子弟只有通过参加高考才能摆脱贫困的境地，反过来，这又刺激了大学的持续膨胀，导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进一步下降。从而造成一方面中国目前还有大量文盲，迫切需要各种高科技人才，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承认，“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不当，投资效率低下，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型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人力资源严重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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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百态
现代企业职位新解：
总是在裁人，简称总裁；
老是板着脸，所以称老板；
总想监视人，所以叫总监；
经常没道理，就叫经理；
让领导秘密舒服，称为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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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a certified copy of a document?
Answer:
A certified copy is a duplicate of an original document that is certified as a true copy by the officer having custody of the original. Michigan notaries are prohibited from issuing certified copies of public records or any other documents. Requests for certified cop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agency that holds or issued the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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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的半角单引号，在显示时都变为全角了。
查数据库的数据，都还是半角的，备份导出的数据也是半角的。
分析是显示时进行了转换。
目前没有办法，贴出的脚本，需要修改后才能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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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真需要。
招行推出 住房贷款 随借随还 业务：
不仅仅是还款方便，还能直接借钱。
想想去工行提前还贷那个麻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很重要的一点， 已办理其他银行按揭的仍可申办
这些市民只要到该行网点提出转按揭和住房循环授信申请，招行就会发放同名转按揭贷款，来帮市民向原按揭银行还清贷款，同时将该笔贷款转入招行名下，最终为市民办好“随借随还”业务。
估计招行能从其他银行那里拉不少客户。
反正我动心了。
原文：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nanyuetuijian/2006101104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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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组织曾派五人潜入中国制造恐怖事件，
一人炸立交桥，转晕于桥上；
一人炸公交车，没挤上车；
一人炸超市，遥控器被盗；
一人炸高楼，被保安狂揍："叫你讨薪，叫你上访"；
最后一人成功炸矿，死伤数百人。潜回基地后，半年都没见新闻报道，遂被基地组织以"撒谎罪"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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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大限来了，而房价并没有较大的下跌，想买房的是不是还要等等？/股市放量下跌，直逼千点大关，股票，你和垃圾有什么区别？那位说，有区别，垃圾看着还没有那么闹心。/p /;高高的房价，低低的股市，混乱的医药/出去股市，毕竟人家说了股市有风险，而房子，是怎么也避不开的，看着这么高的房价，是不是要租房到永远？/谁也不愿意生病，而谁也避免不了，面对混乱的医药行业，对生病，真是又怕又惊。/老百姓的日子，比起计划经济时，是不是真的好过了？/
a href="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60774.html";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60774.html/a;
一个睿智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文章。/
左大培，值得关注的名字。/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1]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32] 据一位中国学者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33]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34]，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此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从此不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发表的五中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5]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顺从当局管束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如此严厉的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6]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7]，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都有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38]，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39] 《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而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40]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1]、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2]、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3]，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44]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45] 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6]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
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而..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网际网路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络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体继续施以故智。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那时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2个半世纪的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29]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了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认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都轻而易举地算到外国侵略者头上，但它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30]，其中谈到“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遂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5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尖锐的形式向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四、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改革”措施反复证明，这些政策最终往往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仿佛“保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底云南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这一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26]，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27]，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这种“鸵鸟政策”和“面子工程”阻碍了问题的根本解决。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现实生活里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弹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
三、谁享受改革成果？谁付出改革代价？ 中国底层社会的不满早在1992年后就开始了。“..”事件没有演化成全局性的动乱，关键在于当时的工人还是改革的受益者，农民还在享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余荫。中国民众历来有如一盘散沙，只要自己的利益还能保住，就对别人的受压制与受剥夺熟视无睹，少数不良分子甚至还幸灾乐祸。 自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加速推行了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被称为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制等，这些不断推陈出新的“改革”除了为少数人创造了暴富机会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因为现有政策与法制体系根本无法对官员们的贪污腐败行为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这种状况必然迅速导致权钱交易泛滥成灾，并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得不承担日益上升的“改革”成本，尤其是宪法规定的“领导阶级”──工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农民被逐步边缘化，不少人沦为赤贫者。 中国的改革虽然有一些经济成就，但90年代以来能够享受这“成就”的只是占总人口约1％的上层与4％的中上层，还有11％左右的中层由于“搭便车”的关系也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而广大农村人口与城市下层人民而成了承担“改革”代价的巨大载体。[14] 随着贫富分化日益严重，9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终于重新回到人们的心中，成为底层社会成员表达不满的观念依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尽管中国从毛的暴政下解脱还只有20多年，但国人似乎得了“集体健忘症”。毛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阶级斗争造成的大量“政治贱民”，为安置城市失业青年而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满天飞的“反革命罪”，因说真话而被残酷杀害的张志新、遇罗克、林昭、黎九莲、王申酉等优秀青年[15]，所有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已被人们蓄意淡忘；而一些幻象，如政府官员的相对廉洁、城市工人的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等，却魔幻般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并被说成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为了让自己的合法性不受伤害而制定的不许讨论“文革”的规定，既让年青一代无法正确认识“文革”，也让经历过“文革”的工人农民因今日地位的衰落而刻意忘记历史真实。若仔细观察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对毛的怀念与近两年政府急于通过各种政策与“理论”迫使社会承认现存利益分配格局完全同步。 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成型。政府基本上放弃了对弱势集团利益的保护，并采取种种倾斜性政策巩固现存的利益分配格局。 标志一：政府成为股市泡沫的造势者。1999年5月19日《人民日报》以社论的形式公开鼓励中国公众入市炒股，为政府“圈钱”造势，可视作政府为摆脱财政危机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此后证券市场各种丑闻不断，不少根本不符合上市资格的国有企业都被各地政府推到证券市场上“圈钱”，中小股民（亦即..一直挂在嘴上的“人民”）的利益则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年最著名的丑闻有，1999年海南公司“琼民源”事件、2001年的“兴业聚酯事件”、“银广夏事件”[16]；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证券分析员赵纲根据交易所资料完成的两份报告“基金行为分析”与“基金风格及其评价”，更使国内不少著名基金管理公司的违规操作曝光，由此将中国引入了一场大揭基金黑幕的漩涡。[17] 标志二：政治利益集团加速与经济利益集团合流的步伐。第一步是1999年通过修改宪法承认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其要害在于实质上承认不少通过贪污腐败手段聚敛的财产具有合法性。第二步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所谓“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的代表显然已经不是占人口83%的下层人民[18]。第三步则是2001年的“七一”讲话，它公开承认事实上早已与政治利益集团合流的经济利益集团政治上的合法性。 标志三：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公开向强势集团倾斜，放弃下层人民。近两年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多属施惠于上层、中上层，而那些帮助穷困民众度过难关的政策却一再削砍或推延、放空。比如，在公务员阶层生活显然优于一般民众的情况下还要不断给这一阶层加薪：1999年下半年公务员薪资提高3成，2001年公务员薪资又在4月和10月分别提高1.5成，3次加薪合计提高薪资7成，今年又再次表态为公务员加薪，短短3年内公务员薪资将实现政府承诺的“翻一番”
而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曾作过非常动听的许诺：让少部份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于让哪一部份人通过何种手段先富起来，却没有具体的政策解释。不过23年改革的实践证明，最终实际上是让少部份权势者或与权势者进行利益交换的人通过大量贪污腐败活动先富起来了，由此导致了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3. 改革路径 所谓“改革路径”的选择，简言之，就是选择从政治体制改革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入手推行改革。而这一选择说到底其实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所决定的。既然..只愿意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改革，其结果必然是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导致各种寻租活动的泛滥。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是邓小平家族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其子女下海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下海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有人据此把邓的个人选择视为腐败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体制缺陷已经成形之后，体制缺陷是造成腐败的主要原因。但是，在产生这个缺陷之前，在最初的决策者作出最原始决策的时候，人的因素，决策者的一念之差，却对将来是否产生体制化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8] 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现存体制的缺陷产生于改革时期的初始政策选择，实在是对...政治体制的本质缺乏了解。 中国走上目前这种改革路径有其深层制度根源，因为这种改革路径最容易完成权力和利益的代际传递。[9] ..自掌权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说，其内核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层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体现了位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在这一机制中，上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虽然不便象北韩的金日成父子那样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但其子女除了有优先获得政治高位的特权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传继父辈的权力，而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最佳补偿物的经济资源就必然成为首选}。中国政治上层从未有人真正反对过这种权力(利益)继承方式，而且实际上向来互为同僚的子女亲属大开此方便之门。[10] 既然上层的权力可以如此继承，中下层干部自然乐于群起仿效，最终结果必然是腐败泛滥成灾，导致政府高度软政权化。这种把控制国家机器和垄断性资源之权力私相授受的权力传承机制，实际上就是今日中国的腐败在现行体制下无法清除的制度性根源。 中国目前无法克服腐败，还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统治生命的重要凝聚力。邓小平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结果本身就蕴含着内在危机，但这种危机在80年代及90年代上半期有经济利益作为替代品时还未曾显山露水。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当局既无法为社会各阶层源源不断地提供利益，又没有意识形态去整合执政集团成员，那就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控制手段，即依靠政治高压(包括日益广泛地借助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11]及对社会舆论的高度管制来加强社会控制[12]。 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而要直接给予庞大的官员队伍以经济利益，已颇感困难的中央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仿宋体{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可获得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力来攫取，如贪污受贿，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中国的当代政治还有一大发明，即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创收”，如此则集体性腐败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治机器运转的“润滑油”}。 目前..高层之所以还在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之根源，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主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高度软政权化。因为在高度软政权化的状态下，各级政府部门将无力实施高层制定的各项政策，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府政策与国家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党将不党，与黑社会组织的行为方式无异。而历史经验证明，没有一个高度腐败、只照顾少数特权阶层利益的政权能长久维持下去。 4. 改革策略 改革策略是改革理论的产物。如前所述，中国事实上没有称得上理论的改革思想。邓小平实际上是一个不事设计的“总设计师”，以“猫论”与“摸论”鼓励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后来用作制定各种改革政策的理论指导，实际后果就是导致国家机会主义泛滥。一个政府在有关国家发展的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造成政策的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对政府政策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比如广东等地流传的一句“致富经验”就是：“凡是政府让做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做；凡是政府不让做的事情，就要赶快去做”。1989年以后的最初一两年，执政集团要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打击私营经济，曾重新强调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强行收回大量原先发给私人企业的贷款，其后果是使一批小企业破产，使国有企业失去了一些客户与供应商，使一批民众失去了工作机会。但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又再次肯定私有经济的作用。对私有经济这种拉锯式的“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过程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私营业主对政府的政策缺乏信任，90年代的资本大量外逃[13]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的摇摆不定导致中央政府必须不断地制定各种新政策，而在软政权化状态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却不断利用一个又一个新政策出台的机会，前赴后继地推进着中国大面积的贪污腐败与黑社会化的进程。 不讲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盛行的又一结果是，邓时代与后邓时期的政府已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维系官员上下级关系的早已只是利益关系，唯利是图的政治投机行为成了做官的唯一准则。官员们可以在会议上表态要廉洁奉公，会后立刻到酒楼花费公款吃喝嫖娼，从事各种贪污腐败活动。这种国家机会主义行为还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在近几年发生的几次中美冲突中，政府一方面通过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高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命令所有的传媒精心制造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爱国主义精神”，利用这种反美情绪作为与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另一方面，政府高层又为了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与美国妥协。在这种以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主导的对外交往中，幼稚的青年学生一再被愚弄，社会公众甚至都无权知道一些重大的事涉领土让渡的国际条约内容。 br;br;
p align="left";strong;一直很欣赏/strong;font size="3";何清涟的文章，深入，犀利，可以直面中国的现实。/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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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 size="3";font;/font;/
font size="3";中国改革的得与失/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何清涟/fon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size="3";“/font;font size="3";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回顾持续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3/font;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80/font;年代民众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以来经受种种痛苦的人却远多于获益者。毫无疑问，今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需要什么样的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却成了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成就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现代化橱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循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科学论证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些研究结果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认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条件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合理性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当局在修改历史与控制舆论上向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在虚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成果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与社会现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中国的媒体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美好世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而这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谎话重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000/font;遍就成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真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戈培尔定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文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文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 /font;如果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文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及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文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提高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font;font size="3";中国的部份经济学家对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以来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其实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不是批判这种只照顾极少部份权势者利益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而是竭力为这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作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学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代价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首先，他们构造了一个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世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声称社会中只存在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为这两部份人服务的学者，其余的社会阶层则被排斥在这个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世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之外；然后他们创立了所谓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代价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即中国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必须付出代价，而这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代价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就是要容忍腐败，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这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权钱交易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被誉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成本最小、效益最大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交易方式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前几年在中国引起极大争论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经济学家要不要讲良心、经济学是否道德中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这一外国读者多少会感到荒谬的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并成为一个煞有介事的学术命题。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曾公开提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有人还公开提出要建立一个按权力地位分配社会财富的等级序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另外还有一种算法直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中后期才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根据社会常识计算改革的得与失。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他们关心的是，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以来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中，哪一部份人最终获得了最大利益？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他们的利益是不是建立在其他阶层利益受损的基础上？而大多数老百姓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以来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所构造的新社会阶梯中又居于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位置？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代价由谁支付？又是谁在享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成果？这种算法代表着中国改革良心的叩问。随着这种叩问的升级，反思中国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98/font;年以来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00/font;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在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当中，利益受损集团（如下岗工人与农民）根本就不具备讨价还价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议价能力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他们表达利益诉求的各种抗议活动，如对苛捐杂税、地方官员及企业经理的腐败、司法不公正等等的抗议活动，一直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镇压。这种体制化的暴力压迫，正是今日中国底层人民生活状况难以得到改善、正义难以得到伸张的重要原因。/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二、对改革的反思/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如一方面在轰轰烈烈地实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权贵私有化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另一方面又时不时地在中央的党报《人民日报》与党刊《求是》（前身即著名的《红旗》杂志）上发表评论员文章表示要反对私有化。这种言行不一常常让民众摸不清头脑，不知道风从哪个方向刮过来。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化私为公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即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化公为私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放权让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就是以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私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在作为改革发韧的农村改革中，所谓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一包就灵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其实就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一私就灵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解散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人民公社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则是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一大二公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这一改革确实将破败不堪的农村经济从破产的边缘挽救了回来，但有一点却一直被理论界有意忽视，那就是中国的农业生产由于人口压力与土地稀缺等特殊国情而被迫退回到小农生产状态，从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对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有着致命的伤害。城市改革也是发端于鼓励和开放个体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从实行奖金、计件工资等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物质刺激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手段起步，而后的自主权下放不过是个把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大公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不断分解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小公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过程，最终通过股份制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权贵私有化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满足了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需要。/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回顾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49/font;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可以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font;世纪后半段的中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一个有产阶级，但并未因此将中国引向繁荣富强；相反，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贫穷的无产阶级，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文化大革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只是使中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978/font;年在危机推进下开始的改革，虽然使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社会后果却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政权的官员们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把自己迅速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可以说，中国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后果，完全是由改革方略、改革目标、改革路径与改革策略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只有对这四者都有了深刻的了解以后，才可能对中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摇摆性与不彻底性有比较完整的认识。/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1. /font;改革方略/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尽管当时毛的专制已将中国推入危机的深渊，但习惯于宣称自己的制度是世界上最优秀制度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领导层并无远见卓识。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类似。font face="Times New Roman";100/font;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改革方略就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中学为体、西学为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当时洋务派官僚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可取之处只是技术层面的军事工业，中华帝国的文物典章即社会制度则为西方所望尘莫及。/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号称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总设计师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邓小平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80/font;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可被称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思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只不过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开放以引进先进技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赵紫阳曾经主持研究过政治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十三大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报告也提出了一些设想，但随着赵的失势，这些设想被完全束之高阁，从此领导人绝口不提。被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邓小平理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其核心无非是把毛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即毛宣称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马克思加秦始皇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政治形态则仍然是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不过，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考虑到以往的意识形态教育与大肆宣传已把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资本主义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臭不可闻，为了便宜行事，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便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市场经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这个词代替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资本主义经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这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新组合，与毛建立的意识形态体系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对立。这既是邓小平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为后邓时代留下了无穷的麻烦。近几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等领导人试图弥缝这一内在矛盾，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00/font;年提出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三个代表的理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3]/font;，在font face="Times New Roman";2001/font;年又发表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让私营企业主入党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七一讲话font face="Times New Roman";”[4]/font;，无非是要克服这一内在矛盾，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结合提供意识形态依据。/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曾让毛后的几任中国领导人歆羡不已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东亚龙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模式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但其专制程度远比不上中国的极权政治，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存在着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权力于一身的永久执政的党政一统结构。中国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并不只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领导人的个人偏好，而是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与生俱来的天性所使然。邓小平从来就没打算放弃毛建立的专制权力；他天生没有理论兴趣，也不想认真解决经济改革与毛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内在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采纳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之说，并用哲学外衣将其包裹起来；二是发出一个他自鸣得意的思想禁制令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不争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这两条与他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猫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摸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二说相结合，就构成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邓小平理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5] /font;这个没有理论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邓小平理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被中国民间谑称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与四只鸡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font face="Times New Roman";[6] /font;邓小平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实践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奉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固然避免了经济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公开分裂，却由此而腐蚀了官方意识形态立身的基础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真诚。他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不争论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又进一步导致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说一套做一套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表里不一，极大地败坏了社会风气。/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为了维持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社会政治结构，当局将西方民主制度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民主自由观念视为洪水猛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战略。整个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从小学font face="Times New Roman";3/font;年级开始学生就必须背诵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领导下进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苏联东欧转型中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被政府的宣传机器成倍地放大，海外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更是让他们如获至宝。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民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在中国早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起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民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不少人就想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民主集中制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下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少数服从多数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当官要为民作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或是把民主政治等同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群众运动，而这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文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式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民主形式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很容易让民众产生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民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与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动乱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相关的联想，从而赞同当局的口号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为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生存权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宁可不要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民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80/font;年代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追求民主，与当时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不明显有关。而font face="Times New Roman";90/font;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进一步市场化，经济学界、法学界等可与市场化相结合的专业精英已逐步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相结合，大学等事业单位也可凭借垄断地位轻而易举地将自己拥有的教育资源转化为金钱，如出卖博士硕士文凭等。在利益驱动下，不少知识精英也认为这种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有其独特优势，认同了当局宣传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font;font size="3";font face="Times New Roman"; /font;在这种改革方略指导下的中国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其指向只能是通过发展经济来巩固现有的政治权力。这种不触动社会权力结构的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跛足改革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决定了中国最开始市场化的不是别的任何资源，而是政治权力；也决定了中国当代社会精英中的大多数只可能以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血缘继承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的方式从改革前的旧精英转化而来，或通过权钱交易而产生。这种利益转移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可以说，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
盘古说：我开；女娲说：我补；共工说：我撞；神农说：我尝；精卫说：我填；夸父说：我追；后羿说：我射；嫦娥说：没射着！黄帝说：我们做什么；尧说：我让；舜说：我也让；禹说：咱爷们怎么办？启说：让他们球！桀说：好玩；汤说：造反有理了；夏亡了…… 纣说：痛快；武王说：我也反了；商亡了……幽王说：点火；褒姒说：刺激；周也亡了…… 干将说：我铸；专诸说：我舞；荆柯说：我刺；赢政一躲：没刺着……始皇说：我修；姜女说：我哭；陈胜说：有种；项羽说：我举；刘邦说：我斩；秦亡了…… 孔子说：我仁；孟子说：我义；老子说：我无为；庄子说：我逍遥；韩非子说：把他们全抓了。张良说：我出谋划策；韩信说：我统帅三军；萧何说：无运筹帷幄；高祖说：老婆，怎么办；吕后说：全喀嚓了。文景说：我治；武帝说：我兴；光武说：我中兴；献帝说：我说了不算。张骞说：我通；班超说：我也通；苏武说：通个屁！卫青说：我打；霍去病说：我也打；李广说：我还打；昭君嫣然晕笑，遂天下太平。董卓说：我势大；吕布说：我人帅；貂婵说：你们俩谁厉害。董卓完蛋了。 曹操说：快帮我脱鞋迎老许；刘备说：快给我牵驴来访诸葛；孙权说：周郎自有妙计安天下；周瑜说：加油，烧死老曹；诸葛说：天下三分，人人有份；司马昭说：向刘备同志学习；晋开始了。司马迁说：要想成功，不怕被宫；班固说：我要出书；司马相如说：一首赋稿费一千；曹操说：抄家伙我要赋诗；曹植说：命题作文有何难；孔明说：我要写道动员令；陶潜说：你们累不累呀。遂卷铺盖回家了。 朱温说：我同花顺；萧道成说：我一条顺；陈霸先说：重新洗牌…… 杨广说：去扬州观花；李渊说：消来公费旅游；李世民说：魏征，你的意思；李治说：老婆，你的意思；武则天说：那还不如我说了算；薛刚说：反了你了！骆宾王说：鹅肥；王勃说：情深；李白说：酒美；王维说：景幽；孟浩然说：风流；杜甫说：屋漏；白居易说：抱想琵琶唱OK；李商隐：我没话说了。柴荣说：三武废费有我一份；赵匡胤说：今年流行黄袍子寇准说：带上瓶醋谈判去；李刚说：保家卫国；徽宗说：没保成；钦宗说：我想回家；金兀朱说：没门赵构说：把姓岳的抓了；岳飞说：我有何罪？秦桧说：也许有…… 陆游说：我要死了；文天祥说：死得好，我为你喝彩！完颜说：金大；耶律说：辽大；成吉思汗说：大你个球！忽必烈说：亚欧大陆我说了算… … 朱元璋说：高筑墙；建文帝说：孙承祖业；朱棣说：我找我爹；严嵩说：清史留字；崇祯说：袁崇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李自成说：歇会，找个小姐来；吴三桂说：敢泡我老婆；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顺治说：爱江山更爱美人；康熙说：江山好管儿子难教；雍正说：说我狠，我就狠给你们看；乾隆说：我爹是谁；嘉庆说：和坤是我爹留给我的遗产； 施耐庵说：天罡盖地煞；罗贯中说：曹刘震河腰；吴承恩说：全盘西化；曹雪芹说；读书人的事能算淫么；蒲松龄说：我是另类我怕谁？林则徐说：我销；洪秀全说：我反；康有为说：我变；孙中山说：看我的。慈禧说：木偶戏你当好演呀；李连英说：有奴才伺候；李鸿章说：九亿白银，小意思；袁世凯说：窃国者为诸候？蒋介石说：共党未灭何以家为？
昨天，今天连续2天打羽毛球，打球的感觉棒极了。/
今天上午又去把心仪已久的哑铃买了回来，拿在手里的时候才感觉到没有骑自行车真是失策。徒手拿到楼梯口，感觉乘公车带回去是不可能的了，那本来很段的路程，现在看都是很艰苦。还是决定搭车。/
回来适用了一下，感觉，爽！/
不过fay在旁边揶揄，"从晚上十点钟开始吧？" ;)/
晚上偶尔看到讲解孙子兵法，围宜留缺。/
（开始以为是成语，结果在成语词典里面没有找到，还是在google里面搜到了。）/
意思是，打仗的时候，如果把对方包围了，应该不全部围起来，而是留下一个缺口。 /
对于被包围的军队，经常有3个选择： /
1）坚守不出，2）鱼死网破地突围，3）投降/
这其中，如果对方投降是最好，而坚守不出对进攻方不利，因为这样破敌的成本很高，守方有城池保护，可以很好地防守。/
留下一个缺口，就会使守方在坚守和突围之间摇摆，这对守方不利。/
而因为有这个缺口，守方可能还是会选择突围，那么攻方在缺口外面布下埋伏/
就可以以较少的伤亡获取胜利。/
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所向披靡，就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个思想。/
把守方放出来，利用蒙军的骑兵，可以迅速地消灭对方。/
而生活中，体现为做事情不能太绝，凡是留有余地。/
如果太绝，事情可能发生质变，从而导致本来已经占有主动地位的反
一开始提出“狗年是从立春开始”观点的叶春生教授无疑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人物。昨天晚上，记者拨通他的电话时，他刚刚结束另一家媒体的采访，电话中的声音略显疲惫。
“我的观点很明确，春节是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算起，但算生肖必须从立春开始。”叶春生肯定地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了，你翻开任何一本皇历，上面都是这么标注的。”
叶春生告诉记者，春节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一是近代才确定下来的。“1912年，孙中山先生宣布废除旧历，采用公历纪年。到了1914年，时任民国 大总统袁世凯颁布法令，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在此之前，传统上以立春作为岁首，更早的时候也有过以冬至为岁首的情况。”
“因此，狗年应该是以立春为起点，因为立春在24节气中位列第一，表示春天的开始，也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叶春生表示，“也因为这样，立春 不仅是一个节气，更是一个节日。古代帝王都会在立春这一天举行祭祀活动，以求新的一年国泰民安。而农历中像这样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很多，比如清明、冬至 等。”
一个农历年出现仨属相
因为有一个闰七月，农历今年有385天，除了年头上有一个立春以外，年尾腊月十七还有一个立春（2007年2月4日）。如果按照叶春生的观点，将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农历今年出生的孩子有3种属相——正月初七前属鸡，正月初七到腊月十六属狗，腊月十七以后属猪。
“没错，类似这样‘两头春’的年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农历中并不罕见，基本上十几年就会有一次。”叶春生说道，“如果再精确一点，农历正月初七7时25分以后出生的孩子才属狗，因为立春是在那一刻。”
“所以大家也要注意，除了年头有‘小鸡仔’，年尾还有一批‘小猪仔’出世。”叶春生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