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31] 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32] 据一位中国学者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33]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34]，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无法真正遏制腐败；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此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从此不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发表的五中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35]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顺从当局管束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工作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如此严厉的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36]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37]，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都有5,000多万流向沿海大中城市的民工潮[38]，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走上了犯罪道路。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挺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39] 《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而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40] 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41]、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42]、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43]，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44] 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4.58。[45] 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统治广大中下层人民。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6] 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上一个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