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加专制政治，而..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加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加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网际网路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络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络媒体继续施以故智。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那时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2个半世纪的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29] 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了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认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是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都轻而易举地算到外国侵略者头上，但它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30]，其中谈到“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遂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5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尖锐的形式向国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